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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乌镇西栅景区。新华社发
杭州西湖景区花港观鱼公园，游客乘船游览赏景。新华社发
刘士林 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教授、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浙江省城市治理研究中心首席专家，景德镇陶瓷大学特聘教授，中国城镇化促进会副主席，中国大运河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代表作《城市中国之道》译有法、俄、英、阿拉伯文版，《六千里运河二十一座城》译有法、英、阿拉伯、土耳其文版。
“江南”之名、江南之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如果要问江南具体指代何处、美在何处？很多人可能一时间不知如何回答。我们可以想到很多与“江南”有关的词语：杏花春雨、小桥流水、桃红柳绿、白墙黛瓦、吴侬软语、烟波画船、鱼米之乡、丝绸之府、元夕观灯、中秋赏月、苏堤春晓、莼鲈之思、灯影桨声、晴耕雨读……但把它们加在一起，是否就等于“江南”？恐怕很难画等号，因为这充其量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实际上，即使有专家经过多年研究给“江南”下了一个定义，那也一定会有其他专家从自己的研究出发，证明这个定义不对或是不全面。
今天的讲座主要讲三个问题：一是江南的“形”，即江南到底指哪些地方；二是江南的“体”，即江南的文化精神是什么；三是江南文化的“用”，即今天为什么还要传承发展江南文化。希望以此为大家步入江南文化的深深庭院乃至于成为江南文化的知音提供一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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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的空间界定
在字面上看，“江”是长江，“江南”自然就是位于长江以南的区域。但实际上，并非长江以南的所有地方都是“江南”。具体来说，“江南”不仅是一个空间范畴，也是一个在独特地理环境中发展出来、具有重要文化影响力的区域文明。这就造成了一种空间上的特殊情况：长江以南的有些地区属于“江南”，有些则不属于，甚至有些长江以北的地区也被纳入了“江南”的范围。同时，作为区域文明的“江南”，不是亘古就有的，它比江南自然环境的形成要晚得多。目前，“江南”的区域文明起点可以定在良渚古城，良渚古城遗址也是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的关键性证据之一。
一切皆流皆变。无论是“江南”的地理环境，还是“江南”的区域文明，都无时不处在变化之中。相对于前者，后者的演变更加剧烈。其中，历史上行政区划的兴废和变革，对“江南”空间边界的变化影响最大。以唐代为例，“江南”的范围与“江南道”的设置密切相关。贞观元年，唐太宗将大唐疆域分为十道，“江南道”为十道之一，下设苏州、润州（今镇江）、常州、湖州、杭州等51州，具体范围是“东临海，西抵蜀，南极岭，北带江”，大致包括今天的浙、闽、赣、湘四省及江苏、安徽的长江以南部分，还有湖北、重庆长江以南的一部分与贵州的东北部。这个“江南”也表现在唐诗里。如岑参曾写过一首《春梦》：“洞房昨夜春风起，故人尚隔湘江水。枕上片时春梦中，行尽江南数千里。”这处“江南”就是指“江南道”，因此诗人一梦就到了湘江。此外，诗中的“洞房”又作“洞庭”，如果此说为实，那就更符合唐代“江南”的地理范围了。但唐代的“江南道”并不稳定，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唐玄宗分江南道为江南东道、江南西道和黔中道。其中，江南东道下辖19州，主要包括今江苏省苏南地区、上海、浙江、福建及安徽徽州（今黄山市），除了福建之外，其与明清时期的江南以及今天的长三角地区已经比较接近了。
尽管历史上行政区划频繁变革，不断改写着“江南”的空间形态，但综合有关研究，我们还是可以画出几张“江南地图”，从中既可以了解“江南”空间的变迁史，又可以找到江南区域文明的核心区。具体说来，一是从先秦到西汉时期，当时的“江南”北到长江以南，南至岭南以北，除四川盆地外几乎涵盖了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这也被称为“广义的江南”。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把“江南”理解为“长江以南”的历史背景；二是从东汉到南北朝时期，这时的“江南”主要指“吴越地区”，相比第一个“江南”，其空间已被大大压缩，因此也被称为“狭义的江南”。这一时期的“江南”有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出现了显著的“江南文化”特征。如汉代乐府《江南》中的“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所描绘的就是后来人们眼中典型的江南水乡风光。又如南朝乐府中的《西洲曲》，其所展示的也是与北朝乐府《敕勒歌》完全不同的地理景观和生活情调。这个“江南”是最值得后世重视的，不仅地理边界较为明确，空间大小适度，也有了不同于其他区域的文化特征；三是从唐代至元代，“江南”再一次“扩容”，甚至有回归先秦时范畴的趋势。在唐代“江南道”基础上，宋代分设“江南东路”和“江南西路”，分别以唐代的江南东道和江南西道为基础，前者的管辖范围包括今江苏省西南部、安徽省长江以南及江西信江流域的部分区域等，后者的管辖范围涉及今天的江西、湖北、湖南。元代改设江浙行省，下辖今江苏、浙江、上海、福建、安徽南部、江西东部等地，比今天的长三角地区多了福建和江西局部。总体来看，这三个朝代“江南”边界的变化尽管有些纷乱，但都是围绕“吴越地区”这个江南区域文明的核心在旋转；四是明清时期的“江南”。明代的“江南”称“南直隶”，清代的“江南”称“江南省”，后者系前者改名而来，两者的辖区基本一致，即今上海市、江苏省及安徽省。明清两代的浙江则是独立的省级行政单元；五是当代的“江南”，也就是“长三角”。最早是1982—1984年的“上海经济区”，包括上海、苏州、无锡、常州、南通、杭州、嘉兴、湖州、宁波、绍兴等市，这是“长三角城市群”的雏形。最新的是2019年涵盖江、浙、皖、沪三省一市的“长三角区域”。一般认为，1992—2008年以16个城市（上海、杭州、宁波、湖州、嘉兴、绍兴、舟山、南京、镇江、扬州、泰州、常州、无锡、苏州、南通、台州）为主体的“长三角城市群”比较接近古代的“吴越地区”，也是一个规模适度、集聚度高、经济社会联系密切的“城市群”。这16个城市，加上近年来异军突起的合肥，构成了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核心区。
以上所讲尽管都是主干、未涉及枝节，但我们从中仍可得出一个历史的大致判断，即差不多间隔五百年左右就会有一个新的“江南”范畴出现。“江南”在空间上的变动不居，无论对普通读者学习新知，还是对学者们开展深入研究，都会带来不少麻烦。要解决这个问题，关键不在于对相关史料的爬梳和阐释，而在于必须找到一种“定义”的方法。也可以说，有什么样的“江南理论”，就会有什么样的“江南”。我认为，学界以往在“什么是江南”这一问题上之所以众说纷纭，主要是缺少方法论方面的探索。
如何定义“江南”？马克思提出的“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方法工具。这句话的意思是研究猴子有两种方法：一是专注于猴子的生理结构、神经组织、语言、情感、行为等，通过观察、解剖和科学试验等来认识猴子；二是先研究“从猴子演化而来的人”，在掌握了人的本质和特征之后，再回过头去研究猴子。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就采用了这一方法，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众所周知，商品是《资本论》研究的核心范畴，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已有商品活动，但商品经济的成熟却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前者相当于“猴体”，后者则相当于“人体”。我认为，对“江南”概念的定义也应循此理路。
把“钥匙”方法中的“人体”转译为城市规划学的概念，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核心区”。任何一个区域都有核心和边缘之分，前者既集聚着一个区域最重要的要素和资源，也彰显出其最鲜明的特征和形象。引申言之，只有确立了“江南”的核心区，才能回答“什么是江南”之问。一说到江南，大家就会想到“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或者“苏湖熟，天下足”等句子。不管历史上出现过多少个“江南”，但苏、杭等城市的确是“江南”的重要代表。事实上，这也是很多人以“江南城市”来指代“江南”的原因。这里我们举例说明：在李学勤、徐吉军主编的《长江文化史》中，唐代的江南就是苏州、湖州、常州、润州（镇江）、杭州、越州（绍兴）、婺州（金华）等城市。在李伯重的太湖经济区研究中，明清时期的江南则是“八府一州”，即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应天（南京）、杭州、嘉兴、湖州八府及太仓州。由于专业和视野不同，学者的相关研究有时候会增加一些城市，有时候会减少一些城市，如对于“八府一州”说，我们曾认为还应把“江南十府说”中的宁波和绍兴，以及虽然不直接属于太湖经济区但与“八府一州”联系极为密切的扬州、徽州等加入。但总体而言，由今天的上海（松江）、苏州、杭州、南京（应天）、常州、镇江、扬州、嘉兴、湖州、宁波、绍兴、徽州等组成的城市化区域，既是古代江南地区的核心区，也是今天长三角的核心区，它们对于定义“江南”是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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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文化精神的阐释
在我国区域文明中，“江南”之所以出名，不仅因为它是一个经济富裕区，还因其深厚的人文积淀和活泼的美学精神。但如果我们继续追问，“江南”的文化、精神本质是什么，目前同样难以找到一个令大家满意的答案。与“江南”的空间界定相比，“江南”的文化界定难度更大，这既与江南文化资源的丰富多彩相关，也深受其开放的文化性格影响。在《江南文化资源研究》一书中，我们曾将相关文化细分为古镇、农桑、饮食、都市、工业、运河、红色、山林、园林、戏曲十大主类，但如果再细分的话，其实还远不止这些。同时，尽管人们常以美人比喻江南，但“江南”的文化并非“遗世而独立”，它既融合了区域内的吴、越、徽州、海派及周边的淮扬、皖江、赣鄱等区域文化，也深刻吸纳了古代中原的实用理性以及现代工商业文明等精神元素，在来源和构成上极为复杂，是“江南”文化难以被定义的主要原因。对此，我认为仍要回到马克思的“钥匙”方法，在各种界定中找出“成熟形态”，在现象中发现“本质”。
首先，我们可以把各类“非成熟形态”从江南文化中移除。每一个历史上的“江南空间”，都形成了属于自己的“江南文化”，并具体表现在不同专业的学术研究中。但也可以说，其中必有一个发展到最高阶段的“成熟形态”。在确立了“江南核心区”之后，这个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具体说来，江南以“吴越地区”为核心区，江南文化也必然以“吴越文化”为主体形态。
其次，要聚焦发现具有“最江南”特征的“江南文化”。清朝康熙皇帝评价江南有一句诗：“东南财赋地，江左文人薮。”（《示江南大小诸吏》）经济富裕、人才辈出，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当时人们对江南的认知。但如果仔细推敲，这些特征尚不具备“最江南”的特征。一方面，被誉为“鱼米之乡”的江南是富饶的，但这并非江南独有，历史上的山东、河北以及被称为“天府之国”的巴蜀地区，都曾是我国古代著名的经济富裕区；另一方面，历史上的江南是文人荟萃之地，但也不能说“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在汉唐时期的中原，包括宋代以后的江西，它们在文化软实力方面并不输吴越。由此可知，经济富庶和人文荟萃，并没有概括出江南文化独一无二的本质特征。对此我们提出“江南诗性文化”的概念，即诗性智慧和审美精神才是江南文化最独特的本质和最重要的内涵。在《江南的两张面孔》一书中，我们曾总结了八种江南之美：山川之美、江南春游、女性之美、词人骚客、江南诗篇、江南乐舞、江南雅集、诗性回忆。它们尽管不够全面，但其代表的生活方式和精神气质，无疑才是古代江南文化的特色。
通过借鉴冯友兰先生对“中国哲学”与“哲学在中国”的区分，我们把江南文化精神分为两类：一是“在江南地区的江南文化精神”，意思是“江南有，其他地方没有或不明显”；二是“在江南地区的中国文化精神”，这是指江南和中国其他地区所共有的精神财富。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江南是诗性文化”的理论命题，强调“诗性和审美”是江南文化的本质，也是江南精神的最高代表。
“四体妍蚩，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世说新语》）关于江南区域文化在中华文化中的地位，我们可用“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一语概括。从读懂江南文化、感悟江南精神的角度，还有两方面需要加以特别说明：一是江南诗性文化是如何得来的；二是怎样才能理解江南诗性文化的完整内涵。
江南诗性文化的孕育、诞生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复杂的过程。早在良渚文明时期，江南文化的诗性功能与审美特征已初步显露，并成为江南地区最重要的文明基因。不过，随着约4000年前良渚文明的失落，江南诗性文化也一度陷入沉寂。《汉书·地理志》记载：“吴、粤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这与后来江南盛产的才子佳人、诗词文章的情况基本上看不出有何内在联系。江南诗性文化的再度出场，是在激烈动荡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充分吸收了中原先进生产技术和文化之后，以中国思想史上的“人的自觉”和中华美学史上的“文的自觉”为人文标志，江南文化在这一阶段实现了从“好勇”向“尚文”、从“实用主义”向“审美主义”的成功转换。
关于“江南诗性文化”的概念，目前学界的争论亦不少，一些观点或将其混同于西方文艺学的“纯诗”“纯艺术”，或将其等同于西方现代美学的“感官享受”“审美解放”。但实际上，这个概念源于意大利学者维科在《新科学》中提出的“诗性智慧”。这是人类最早的思维方式，它主要依赖感觉、情感和直觉来思维和判断，完全不同于逻辑思维和理性主义，因此被称为诗性智慧。一方面，它和后来的诗人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相似，这是人们把诗性智慧等同于“纯文艺”或“审美解放”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则如维科所说，在诗性智慧中，还包含了诗性政治、诗性伦理乃至于古代物理学、天文学的萌芽，由此生成的诗性文化，不仅具有情感和审美功能，同样具有强大的实践能力。由此出发，就容易理解江南文化除了有诗、有酒之外，还能迸发出强烈的家国情怀和使命担当的另一面。
“今朝更好看”：
传承江南文化的时代意义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通过以上初步解决了“江南在何处”和“江南美在何处”之后，“江南文化有什么用”也是我们必须回答的时代之问。在此我略述己见，供大家批评指正。
从中西比较上，江南文化作为中国诗性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弥补西方理性文化内在缺陷的重要功能。中西文化是当今世界的两大文化体系。如果说，理性文化是西方文明对现代世界的最大贡献，那么也可以说，诗性智慧是古代中华民族献给未来的重要礼物。前者在造福人类的同时，也导致了感性与理性、主体与自然的二元对立，以古典哲学的“为自然立法”（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和存在主义的“他人就是地狱”（萨特《禁闭》）为代表，对外严重破坏了自然生态环境，对内则造成了人的精神危机。与之相比，以“乾称父，坤称母”和“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宋〕张载《西铭》）为代表，中国诗性文化既避免了人与自然走向彻底的矛盾与对立，也较好地控制了个体与群体的分裂与冲突，以当今视角来看，这为构建一种真正具有包容性和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文化资源。
在区域比较上，中国幅员广阔，形成了众多的区域文化，其中以江南文化和中原文化较为突出，前者是南方文化的核心，后者是北方文化的代表。江南文化与中原文化的本质区别，主要体现在诗性智慧与实用理性的不同。与西方文化相比，中华文化蕴含着鲜明的诗性智慧，即使在作为实用理性教科书的儒家哲学和先秦历史著作中，也不乏灵感的火花、戏剧的情节和优美的诗句，这也是鲁迅先生称《史记》为“无韵之离骚”的原因。但由于南北自然环境、生产生活方式的不同，如王国维先生说“南方人善玄想，北方人重实行”（《屈子文章之精神》），古老的诗性智慧在传承中一分为二，形成两大谱系：一是以政治—伦理为深层结构、以中原文化圈为核心空间的“北国诗性文化”，二是以经济—审美为基本理念、以古代太湖经济区为主要范围的“江南诗性文化”，它们既各具特色，又相辅相成。我认为，在某种意义上，江南文化与中原文化在历史上形成了“儒道互补”的放大：有了中原文化的实用理性，人们就可以做到“铁肩担道义”，承担其应承担的现实职责和历史使命；而有了江南文化的诗性智慧，人们还能做到“妙手著文章”，继续追求更高的社会目标和人生理想。
至此，我们还可以追问一句：江南诗性文化对城市发展和治理可以发挥哪些作用？总体上说，城市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城市的灵魂，文化不仅会影响城市的空间风貌，也会深刻影响城市的理想追求。但在这里，我更想强调一下江南诗性文化的经世致用功能。
这里以如何推动城市发展为例。不同的城市形成了不同类型的文化，文化对城市发展的作用也不尽相同。富于弹性、善于协调的江南诗性文化，有助于引导城市采取温和的竞争手段，并形成有机包容的发展格局。如在明清时期的太湖经济区，依托江南区域文化，就出现了以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应天、杭州、嘉兴、湖州为主要城市，彼此之间有着良好经济分工和紧密合作机制的江南城市群。在城市治理上也是如此。城市治理是城市文化的集中体现，以“绣花”功夫见长的江南诗性文化，无疑是推进城市治理精细化和体系化的重要资源。
城市是人的城市，人是决定城市兴衰的核心要素。关于文化与人生的关系，我不想再重弹“文化为无用之用”一类的老调，而是想以江南诗性文化为具体领域，看看其中有哪些重要的资源适合活化利用。在此，我特别想向大家推荐明代李渔的《闲情偶寄》，它不仅奠定了“江南文化的哲学基础”“本质上是用美学思想来指导具体的生产实践”，同时也是一本了解江南文化的“入门读物”，为一种高品质生活提供了美学原理和操作流程。如果要问其最重要的内容，我以为就是集中展示了江南诗性文化善于协调、平衡矛盾的核心功能。比如，关于当时妇女是否应该戴花的争论，一般人的看法是“戴不戴无所谓”，或者是经济条件好就戴，条件不好则免。李渔对此的看法是：“富贵之家，如得丽人，则当遍访名花，植于阃内，使之旦夕相亲，珠围翠绕之荣不足道也。……寒素之家，如得美妇，屋旁稍有隙地，亦当种树栽花，以备点缀云鬟之用。他事可俭，此事独不可俭。”（《闲情偶寄》卷三）一言以蔽之，李渔的观点是不应因为物质生活条件的局限而忽视人的“爱美之心”。引申言之，在人的日常生活世界中，不应该把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截然对立起来。由此来看，江南诗性文化不仅可以很好地处理城市与城市之间的矛盾关系，也能处理好人和人、理性与情感、现实需要和审美需要之间的矛盾关系，这也是传承保护和活化利用江南文化的重要意义所在。
5000多年前的良渚文明，如同在平静的历史长河中投下的一块石头，它所激起的一圈圈文化涟漪，一直没有平息屿科配资，还会不时翻卷起新的浪花。在今天的长三角，我们仍能感受到她的永恒魅力和时代风采。江南诗性文化历史悠久、传承有序、影响广泛、创新活力强，是古代勤劳聪慧的江南人民留给我们的一笔厚重文化遗产。深入研究挖掘江南区域文明基因和诗性文化要素，把具有世界意义、当代价值、地方特色的重要文化标识进一步提炼出来、展示出来，助力长三角地区高质量一体化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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